本文刊登於：「新世代青年團」（http://youth.ngo.org.tw/）2004.12.26

知識的潔癖 手段的傲慢─回應朱政騏先生的疑問
林河達／台灣資本論研究協會

日前，敝會丁穩勝秘書長針對白米炸彈客一社會議題於報上發表〈炸彈客背後深層結構〉以及〈捍衛農權≠支持炸彈客〉兩篇文章之後。引來老朋友朱政騏先生針對丁文連續發表了〈知識的傲慢　手段的潔癖〉與〈操弄　也需要物質基礎！〉兩篇文章，提供了我們一些寶貴的意見。但詳細拜讀朱文之後，深覺朱文對於丁文所要表達的意思誤解甚深，亦有錯誤理解之嫌，故撰此文，盼能釐清朱先生的些許質疑。

很顯然地，朱先生在這兩篇文章中，有一個對於楊儒門事件的一個「客觀的社會分析」，那就是將白米炸彈客視為「現實社會中的弱勢者，對於現實壓迫的直接反抗」，即使是直接的、情緒性的、衝動的、不理智的反抗行為。朱先生對此觀點反覆的說明，亦引經據典地搬出了馬克思說過的話。在筆者看來，根本多此一舉，因為丁文亦是如此理解白米炸彈客的現象。

丁文曾經提過「台灣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尚未加入前就已開放歐美動物臟器的進口，犧牲了台灣農民的利益，…」又提到「以白米炸彈事件為例，它不是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當政策下，第一個反抗行為…」難道朱先生認為丁先生不理解白米炸彈客的現象亦不過就是「現實社會中的弱勢者，對於現實壓迫的直接反抗」這個道理嗎？！這種基本的認識，我想一般的社運人士、知識份子都會有的，因此，自然不需朱先生一再苦口婆心的強調。

我們當然能夠理解，作為一個台灣農民，楊儒門先生在現實社會中所遭受到的折磨苦難，也能夠理解他的憤怒、生氣、悲傷、無奈、無力感，乃至於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採取了放置炸彈這麼激烈的手段。楊儒門先生的許多感受，我想在許多社會大眾的身上都曾體會過，但絕不能因為對於楊儒門先生的同情、憐憫，就讓許多社運人士、知識份子就此矇蔽了理智。

朱先生曾引用丁文的一段話，說我們應該要「進入臺灣社會脈絡中，辯證地分析；用具體分析的態度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來判斷。」但奇怪的是，朱先生在對楊儒門先生的評價上，卻始終不肯用「具體分析的態度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來判斷」。

朱先生自身言明，對於簡淑慧小姐與楊儒門先生的尊敬是一樣的，不多也不少，因為朱文認為「簡淑慧小姐與楊儒門的行為對社會所造成的效果，都是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台灣加入WTO之後的困局」。「恰如其分」、「困境」，好巧妙的敘述用語，簡淑慧以知識份子、社運人士的身分恰如其分的以米酒議題指出WTO的喪權辱國的談判結果；而楊儒門以稻米農的身分恰如其分的指出米農因開放稻米進口賤價傷農的痛苦辛酸，朱先生居然以此論證兩造效果是一樣的，只因為兩者都是「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困境」。但卻迴避深究，兩者對於困境的理解、對於解決困境手段的不同。

朱先生又說「楊儒門的手段沒有傷及任何人，造成的恐慌程度，大概和簡淑慧小姐『率眾到美國在台協會抗議』等多次行動，造成附近路人的恐慌程度差不多而已。」但是我們要告訴朱先生，如果真的發揮「具體分析的態度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以客觀事實論證之，而非玩弄文字遊戲的話，雙方行為的社會效果以及路人恐慌程度是絕對不同的！

第一、具體分析兩者行為產生了什麼樣的社會效果?

細數有關楊儒門先生落網前後的相關報導，他主要提出三點訴求，第一、政府要照顧人民；第二、是停止進口稻米；第三、是要幫助弱勢族群。他的訴求倒是比聲援他的人較直接，但是老實說，還是沒有把各種問題的關連性談清楚。筆者無意「指責」楊儒門先生在理論研究、社會認識能力的不足，而是透過這種比較方式告訴朱先生兩者是截然不同的，不該等同視之。

反觀簡淑慧小姐，細數反對米酒不合理漲價的相關報導，透過不斷的抗議行動、行動聲明、網路文章、報紙投書，向社會大眾逐步說明米酒與WTO在理論上的關聯關係，爭取社會大眾的認同，並試圖提出可行的訴求與辦法。

由於兩者在對於社會問題在客觀認識、理論分析程度上的不同，即使朱先生肯定楊儒門先生在打破資產階級主流詮釋壟斷的效果上更勝一籌（事實上，不只丁穩勝先生，連筆者也是「客觀」的承認這點），也就使得兩者在引領社會群眾對於問題的客觀認識上有所差異。更何況，雖然兩者的抗議對象、爭取對象看似相同，但由於兩者在手段的選擇上的不同，在引起社會大眾支持、認同的程度上亦有不同。由於楊儒門先生的恐怖激烈手段所引起的「路人的恐慌程度」太大，造成社會大眾將焦點放在「公共安全」、「人身安全」的狀況下，不僅模糊了探討白米政策的焦點，更難以引起普遍社會大眾的共鳴。

正由於兩者雙方在對社會問題的客觀認識的程度上的不同，或者說，點出台灣在WTO困境的不同，從而引領社會大眾正確的認識社會問題的能力不同;以及由於兩者抗議手段的不同，從而引起社會大眾對於問題焦點的設定和對於抗議人士支持的不同，雙方行為的社會效果是截然不同的。顯然，朱先生對於楊儒門先生有過高的評價。朱先生因著自己對於楊儒門先生的同情、憐憫，硬是不顧社會現實，硬是玩弄文字遊戲，或者搬出馬克思來賣弄知識，把應該是對楊儒門先生在現實社會中的「客觀」評價，塞在自己聰明的知識體系體系中去捍衛楊儒門先生，與客觀現實切的乾乾淨靜的，真可謂「知識的潔癖」!

第二、實事求是的分析兩者行為引起了路人什麼樣程度的恐慌?

在這個問題上，朱先生更是被自己的情緒?昏了頭。原來在朱先生脫離社會現實的「知識的潔癖」中，連心理感受的「認知系統」都異於常人。朱先生居然認為，一個路人在經過一群抗議人士的旁邊，或者因為抗議而遭受交通不便的恐慌程度，是跟站在一顆「白米炸彈」旁邊的恐慌程度是一樣的。

朱先生，請冷靜一下，您的社運經歷豐富，必定知道，抗議人士大多在抗議行動前多會經過審慎詳細的沙盤推演，甚至會事前防範因為跟路人的爭吵導致訴求焦點被模糊了。朱先生，我們可是很小心的不引起路人的恐慌呢！

反觀楊儒門先生，即使由事後結果來論，的確是沒傷到任何人，但由於其白米炸彈後來不僅具有殺傷力，而且放置在許多公共地點，那種「小心炸彈就在你身邊」的恐慌程度，恐怕不是朱先生所能夠體會的。

顯然，朱先生在誰引起的恐慌程度較高的問題上，低估了楊儒門先生。朱先生憑著知識的潔癖，以及異於常人的認知系統，隨意定義、評價楊儒門先生手段所引起的路人的恐慌程度，真可謂是「手段的傲慢」。這種手段的傲慢，甚至有學者吹捧到，連「一個要將自己與他人共同毀滅的俠客，也不能夠否定他所代表的價值。」這種話都說得出口。

其實，朱先生所要質疑的主要問題其實是，「一個社運人士、知識份子在面對群眾這種自發性的反抗行為時，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我們要給朱先生的回答是：「用具體分析的態度與實事求是的精神」!

相較於如同朱先生一般的若干社運人士，用同情、憐憫的同理心出發，不用具體分析的態度與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客觀評價楊儒門先生，只會不斷的強調楊儒門先生的「善良」、「動機」、「義行」、「良心」、「俠客」…，我們卻不惜與你們相左，與你們唱反調，因為我們正是努力用具體分析的態度與實事求是的態度來推展階級運動。丁穩勝先生所要質疑的正是「部份社運人士不察炸彈客事件背後的反動性質，將楊儒門捧為捍衛農民權利的俠客、拱做反抗ＷＴＯ強權設定的英雄」的做法。我們所想做的事情是對社會運動「撥亂反正」的工作。

現實情況中，偶而會有弱勢者出現一些不理智的、錯誤的、衝動的、極端的行為，對於這些我們所要爭取認同的社會大眾來說，我們要發揮「用具體分析的態度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作了對的事、有利社會運動的事，我們當然要大力支持、大力讚揚，但是，作了錯的事、不利於社會運動的事，我們亦要耐心的批評。簡言之，對於楊儒門先生這個人，以及像他一樣遭受折磨苦難的農民群眾，我們應該要將他的憤怒、生氣、悲傷、無奈、無力感，引導到有利社會運動的道路上來，而不該只是一直看到他的「良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