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悟下的犧牲──為「二林事件」一嘆！
張映／台灣《資本論》研究會

一九二五年十月，同是彰化人的賴和，在彰化二林事件爆發後，悲痛地寫下他文學生涯的第一首白話詩〈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事件戰友〉，他寫道：

覺悟下的犧牲
覺悟地提供了犧牲
唉，這是多麼難能！
他們誠實的接受
使這不用酬報的犧牲
轉得有多大的光榮！

這首後來刊載在同年十二月底《台灣民報》的詩作，成為「二林事件」最好的文學注腳，賴和被農民「覺悟下」的犧牲而感動，稱呼這些參與運動的同鄉為「我的弱者的鬥士們」，詩中鼓勵彼時知識份子也應有此「覺悟」。近日，聲援楊儒門的部分社運人士，將二林事件與楊儒門在公共場所放置炸彈的行為勾連一起，並認為楊儒門是二林事件精神的「延續」，如果楊儒門事件所引起的知識份子「覺悟」，竟是如此反智，那麼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部分社運人士或也引用了賴和這首詩作，但他們忘記了詩裡的「覺悟」。他們認為政府不仁，因此楊儒門「以暴制暴」的鬥爭邏輯當可成立，但他們一直無法回答的問題是：楊儒門的炸彈，竟是指向一般無辜大眾，指向我們急欲團結的工農大眾。竟還要我們秉持楊儒門精神，在二林事件七十幾年後的今天，興起新一波農運高潮。那麼我們就回頭看看，為何二林事件不可與楊儒門等同而喻！

二林事件中，李應章等人揭發二林地區林本源製糖會社的收購價格比鄰近的明治製糖等會社還要低上許多；肥料的供給價格還要貴上許多的真相，因此，便聯合了四百多名蔗農成立了蔗農組合，並向會社要求提高收購價格。但是，當農民與會社尚在抗爭、對峙，會社竟聯合警察進入蔗田強迫採收，農民被迫以身體保護血汗結晶，因而爆發衝突。因此，只要我們回顧七十幾年前，報紙刊載的二林事件法庭答辯報導就可發現，彼時二林人並非是抽象的以暴制暴邏輯，反而是具體的據理力爭，表達甘蔗是農民的財產、是辛苦的代價。他們指證歷歷地說，在尚未公平議價之前，蔗農當然有權不讓會社任意收割，反而是搶刈的會社違法。二林事件的農民集體行動，突顯了殖民地的法律竟只維護大資本家，而無公平照顧蔗農，正是因為尖銳地突顯了農民的對立面是大地主與殖民政府，直指殖民地的社會矛盾，才觸發了此後的工農運動，使二林事件成為打響第一戰日治農民運動的前哨鉦鼓。

在二林蔗農「覺悟下的犧牲」之後，反觀此時由部分社運人士詮釋的楊儒門事件，將楊儒門此種個人的、把炸彈放在人來人往公共場所，將傷害指向我們欲團結的大眾之行徑，詮釋為：此舉不過想引起大眾對台灣農業問題的關注，楊儒門其實不是放炸彈而是放鞭炮。事實上，知識份子不能不察，如果台灣農民的悲慘命運，都不能引起社會大眾同情，那麼，炸彈就能嗎？如楊祖珺、林孝信將炸彈魔術般地變成鞭炮之後，就可以爭取到群眾的支持繼而挺身投入農運嗎？部分社運人士將楊儒門標舉為台灣農業英雄，這又是怎樣的「覺悟」？也無怪乎有「流氓無產階級」(不，或許算是流氓資產階級了！)出面挺身聲援，也將楊儒門視為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了。

楊儒門的錯誤，是我們應感同身受一起虛心反省的：一定是我們做的不夠，才讓楊儒門如此鋌而走險。也正因如此，在此當下，我們到底在楊儒門事件裡反省了、總結了什麼？才會變成如此重要。讓我們成為賴和詩作中覺悟下的戰友，而不是成為群眾尾巴、反智的知識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