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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陳政亮〈炸彈客:犯罪學?還是政治經濟學?〉
在陳政亮〈炸彈客:犯罪學?還是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中,常以主流/邊緣二元對立的角度來看問題,似乎預設了主流觀點永遠是錯的,邊緣觀點永遠是對的。單從主流或邊緣這樣的角度看,不僅過於片面與主觀,而且會陷入後現代二元對立的思維,這種全盤否定主流或邊緣的觀點是錯誤的。況且主流與邊緣的觀點該如何認定,也是值得分析的。事實上,社會大多數民眾均一致譴責炸彈客的行為,社運人士難道可以忽視多數民意的動向,而閉門造車嗎?所謂社會邊緣人的行為也不見得就是對的或值得同情的。假設陳進興為自己的犯罪行為辯稱是社會貧富差距使他無法接受良好教育所帶來的結果,這樣的動機是否值得同情?
社會學喜歡把人群以畫格子的方式加以分類,便會出現所謂社會弱勢者或是邊緣人物,像是青少年、老人、原住民或街友等等,他們的行為有其一定的社會脈絡,但其恐怖行為不能因為任何理由被合理化,硬要把恐怖行為扭曲為解救眾生的正義行為,這就是沒有社會分析,也沒有從階級矛盾的角度去看問題。因此像楊儒門這個農村子弟的身分是否就是所謂的社會邊緣或弱勢,是值得進一步分析的。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楊儒門做了這些恐嚇大眾的行為之後,竟然被當作是英雄,似乎這種恐怖行為是正當且不能受到質疑的,這無疑是和目前社會上大多數民眾的觀感相違背的。姑且不論其個人動機是好是壞,他所發動的恐怖行動不僅不能改變因壓迫而產生的殘酷的社會現狀,其恐怖行為反而會讓統治階級訂定更嚴厲的法律去約束社會的反抗運動,並且將社運人士視為黑道或是恐怖份子來處置,如此一來,會讓好不容易在解嚴後爭取來的言論或集會結社的自由一瞬間化為烏有,更會讓社會革命的進程倒退好幾年,這樣的行為就是錯誤且必須譴責的。一個行為的對錯要從是否促成社會整體的改革去評斷,而不能只從單一事件就妄下定論。更何況社會的改革是靠許多社會運動點點滴滴累積起來的成果,並不是靠某個突發事件就能畢其功於一役,這樣的想法也未免太天真浪漫了,社會運動者千萬不能用肯定這種恐怖行為來迴避領導社會改革的責任。
即使要扮演俠客或英雄,也應該本著劫富濟貧、助弱扶傾的精神,而不是在中下階層民眾出入的公園或車站放置具有殺傷力的炸彈,對手無寸鐵的民眾下手,這算什麼英雄好漢!楊儒門用製造炸彈的方式來當作其對社會發聲的手段,其做法本身便預設了他的結果,也就是傷害無辜,且其代為訴求的對象竟然還是農民,這更不可取。如此一來,一般大眾對農民只會心生惡感,無疑是陷台灣全體農民於不義!
在資本主義社會,恐怖行動常常是統治階級當作打壓階級運動最好的藉口,因此列寧在〈怎麼辦〉一文中,認為這種因社會壓迫帶來的偏激行為是落後的自發性行為,他反對自發性行為的擴張,因為這種行為只會讓階級運動受到限制與傷害,知識份子的責任就是要將社會的反抗聲浪匯聚成具有規模的革命力量,並且平常就要有系統的組織群眾並且在平常給予政治教育,大舉揭露社會各種不公不義的現象,知識份子的思想必須革命化,站穩階級立場,才能帶領群眾走向正途,組成階級政黨,如此階級運動也才有成功的一天。
知識份子必須認清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才能站穩階級立場。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因各種社會不公而出現的自發性恐怖行動屢見不鮮,但我們認為這種行為並不可取。聲援楊儒門等於是變相鼓勵這種恐怖行為,實行恐怖手段,不但無法達到階級運動的目的,甚至會引起民眾的反感,讓原本要團結的群眾離階級運動越來越遠,讓統治階級無後顧之憂的壓迫各種階級反抗運動。因此聲援楊儒門,就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對立面,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的結果,只會更加鞏固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這樣就是不懂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也是不懂《資本論》裡所要表述的無產階級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