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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罷課相關報導：系列五
荷西
編譯
讓我們大聲說「不」！
依1999年2月UNAM統計與資訊部的調查指出：來自中收入與中高收入的學生，數目遠超過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在1998-1999學年中，來自低於四倍最低工資——每月4134披索——家庭的學生，只佔學生總數的7%，相反的，有52%的學生來自於高於最低工資9倍——每月9287披索——以上的家庭。
社會學家Jorge Manuel Espitia，大都會自治大學的教授，研究領域為教育、文化及社會化過程，他解釋道：以經濟觀點分析，UNAM的「菁英化」（elitizacion）過程，歸因於收入的降低及財富的集中，為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但是，以社會學的觀點——他同時也是國立師範大學的教授——造成了一個更複雜的現象，表現了一個UNAM可以更平民化的迷思。
Jorge Manuel Espitia接著說：
「在教育過程中，知識的獲得，有賴於文化特質(ethos cultural)(如各種學習環境、完整的語言表達、經驗)，這些是社會下層人民所缺乏的。這樣，便可以解釋他們在學業上的失敗。我們知道，在10個進入小學就讀的學生中，只有3個能唸到高等教育，而在那3個中，只有0.27個是來自於下階層的。」
——為什麼會產生現在這個運動？——
Pablo Fernandez Chrislieb 群眾心理學家，UNAM教授說道：「學生運動是一個要打倒校長並匯集力量淹沒廣場Zocalo（註1）的希望，產生在整個社會充滿各種憤怒、渴望、幻想與失望的政治氣氛下，結果是因此舊價值觀消失，而一種消費的、生活中找不到意義的新價值觀出現。」
「組成群體的各個個體，完全與造成大規模群眾運動，如同現在我們面對的這一個，它的群體意識不同。因此在罷課開始的三天之前，不能確定它會不會爆發；或是將會爆發，但不會持續。然而，它從無到有的出現了，而且從運動的自身取得了持續的力量。因此，對群眾應當是要理解他們的『感覺』，而不是以機械方式，如『原因—影響』(causa-efecto)來了解。」
——而學生要求廢除學費規章的理由呢？——
「那不只是理由而是背景因素。在最後一刻時，對學費的爭議，都不曾出現過有力的分析，那時認為不論是誰都付得起學費而對於這點並沒有出現爭議，學費其實是次要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要得到生活尊嚴的努力，尊嚴是當一個人一無所有時，唯一還能保有的；是當校長Barnes以一貫的微笑對學生說將會有新的電腦可以用時，一種說『不』的欲望，有電腦並不代表有知識。」
——那些是學生運動的感覺？——
「學生們覺得他們是已經在社會上佔有一席之地的一代，漸漸的X世代這個字眼將消失、空洞化、在歷史中不見。現在這些年青人屬於這個城市、這個國家，因為，依照傳統，他們已經奪得了Zocalo，這是新自由主義者一貫想要否認的事實。」
——所以現在這些學生已經獲勝了？——
「我想是的。
「罷課中的主角們，在學生運動興起與被鎮壓的歷史這相當緊密的課程中，學到很多：1998年，為10月2日的30週年紀念（註2），學生們從大學城遊行到Tlatelolco
的三文化廣場。在他們之中的Jacqueline Torres，是國立雕塑藝術學校的技術顧問，她發現68年的事件，對她們這一代——之前被稱為冷漠的一代——產生反省的作用：『我們今天所做的將會在歷史中迴響』。在沒有受到父兄輩的指使下，她參與了運動，接受了挑戰：『奮鬥是值得的，現在是我們的一刻』。
「然而歷史學家Lorenzo Meyer考慮到1968與1999運動發生的原因是 『極為相反的』。
「在68，某種程度來說，是戰後幾年的體制裏，物質發展成功，一個非預料但是合乎邏輯的產物；國家發展的成功，進口的替代，進行各項投資中的國家，促使形成了一個中產階級，漸漸要求擴大政治參與的空間與參與的可能性；在學生中反映了面對一個封閉的權力結構、一個無可改變的政治結構的挫折感，這種僵化的政治狀況與現代化過程恰好相反。
「99年的學運，與68年相反的背景是，已為社會主體的廣大中產階級，現在僅能勉強糊口度日，而且心裡有一種無以為繼、日趨毀滅的恐懼感，是絕望的產物……」
（註1）西班牙式城市設計，墨西哥城市的中心都有一個廣場，稱Zocalo，這裏是指由總統府、大教堂、官署所圍繞的大廣場。
（註2）1968年墨西哥爆發大規模學生運動，被污衊為國際共黨陰謀並遭到鎮壓，死傷慘重。
Proceso, 1999/12, "La huelga sin
fin", Vamos a decir "no", Francisco Ortiz Pardo. D.F.Mexico
荷西 譯，2000/05，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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